两位教授的“戎马”生涯（图）

靳生禾（右）和谢鸿喜（中）已结伴考察了15年　连捷　摄

专访山西古战场研究专家靳生禾、谢鸿喜

2007年6月11日到9月5日，本报分8期完成了6个山西古战场的报道，大同、右玉、宁武、太原、高平，一路走下来，白登之战、静边军之战、四卿之战、长平之战……那些发生在久远过去但却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的战役又一次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这个系列报道完成之时，我最想感谢的是两个人，两个老人，75岁的靳生禾教授和60岁的谢鸿喜教授。作为这个系列报道的历史顾问，这两位老教授不但每次都会审核报道，改正修订每一处哪怕是十分细小的错误，而且，每一次野外考察、采访，也是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的。尽管他们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谢鸿喜教授因脑血栓后遗症，一条腿还不大方便，但爬山涉险，他们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有助于我了解某次战争的细节。两位教授的严谨和执著完善和提升了报道的品质。

9月4日,我对两位教授进行了专访，了解他们十数年山西古战场研究的苦乐，也了解他们埋首枯卷整理文献、风餐露宿野外考察背后的意义。

两位将军提议，应该研究山西古战场

山西古战场研究，属于军事历史地理研究，因牵涉太多学科，如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学、地理学等，以及需要艰苦的野外考察，许多学者视为畏途，轻易不敢涉足，但靳生禾、谢鸿喜两位教授已浸淫近二十年，被学界称为“中国军事历史地理研究开拓者”。他们是如何开始这项研究的呢？

靳生禾：要说引子，恐怕得回到几十年前了。我是河北人，20岁就来到山西，山西是我的第二故乡，对山西的文化、地理、历史也特别注意。从地理形势上说，山西被黄河、太行、长城包住，相对比较封闭，政治、经济、文化难以辐射天下，但确实是易守难攻的军事战略重地，对历朝历代安危兴亡关系重大。一直到现代都是如此，抗日战争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战胜日本侵略者，有山西就足够了———八路军总部从未离开过山西，三大根据地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也都是以山西为中心。所以，研究山西历史地理，是我一直以来的方向。

1988年，在西安，部队和地方共同召开了一个先秦军事学术研讨会。在会下，两位将军来找我，说山西古战场很多，很典型，希望我能就近研究一下。他们给我提了醒。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山西古战场研究的准备，收集全省战争史料。收集了3年,满满3大盒子卡片。然后到1992年开始，和谢老师一起进行野外考察并随后撰写成野外考察报告，现在已发表论文20篇。

谢鸿喜：我当过3年兵，1969年复员，就到了山西省军区测绘处(山西省测绘局前身)。这段军人生涯并不长，但却培养起了我对军事地理研究的兴趣。到了测绘处，要绘制地图，得去野外考察，途中经常会看到长城、关隘、堡塞等军事遗迹，我就不由地想，那儿曾发生过什么战争，怎么排兵布阵，行军路线又应该是什么？我这人有个习惯，对不懂的东西，一定要问到底。上世纪80年代初，还去山西大学系统地进修了几年，并开始大量阅读史料，曾经抱着几大本《二十四史补编》去了昔阳，花了17天时间看完，大概有上千万字。这个功夫不能不做，不做你认识不到问题，我都看烂了好几本书，看烂了，就再换一本一样的，上面还是被笔画得花里胡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靳老师的山西古战场研究就走上正轨。

两位教授一个长于文献考订，一个长于野外考察，做军事历史地理研究正好互补

从正式开始山西古战场研究，靳生禾、谢鸿喜两位教授就走在一起，十几年再没有分开过，是十分默契的搭档，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但两位教授相差15岁，靳生禾无论什么时候都非常整洁，而谢鸿喜却对衣着很不讲究———至少从表面上看，两人应该是很不同的，但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呢?他们说，他们一个长于文献考订，一个长于野外考察，做军事历史地理正好互补。

靳生禾：我们是在编《山西历史地图集》认识的，他是常务副主编，我是一个课题组的负责人，谈了几次，志趣相投，就走到了一起。我最佩服他的是对地形的认识，走过的路，隔几年再去，还能认出来。而且，每到一地，就能知道部队应该怎么行军、怎么布防、怎么穿插迂回、粮草辎重怎么运等等。在这一点上，我比不上他。

谢鸿喜：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感到有点水平不够。靳老师是中文系毕业的，后来又搞历史，他的文字功底非常好，理论功底也很扎实，我虽然钻研了很多，写论文时，还是提炼不出来观点，在文章高度上也不够。这方面，靳老师比我强太多了。说句实话，这也是我和靳老师合作的主要动机。

两位教授的经验是：做学问，要学傻一点，学笨一点，有点牺牲精神，更要耐得住荒凉和寂寞

在和靳生禾、谢鸿喜两位教授一起野外探访古战场的时候，我时刻担心两位老教授的身体健康———在高平长平古战场，我们曾经在两天时间内，连续爬了三座山空仓岭、丹朱岭、羊头山———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哪能像我这年轻人一样爬高爬低？但两位教授一直说不要担心，他们十几年时间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

这我倒是有所了解，几篇古战场的系列报道里，看似平平常常的一句“据靳、谢两位教授考察……”，不知道要费他们多少心血，十次八次反复考察都是家常便饭。

靳生禾：古战场，很多都在地形险要、人迹罕至之处，不是残垣断板，就是荒烟蔓草。我记得当年考察雁门关的时候，上山上到没有路的地方，但还得往上走。我在后，谢老师在前，他比我年轻，老是想回头照料我，我就生气了，吼他，说你走你的，看什么看!下了山，他还问我，说靳老师你生那么大气做什么？我说，那样险的山上，谁能照顾得了谁？我那时的想法是哪怕我掉下去，谢老师也能回去报个信，要是两个人都掉下去，那就死在山里也没人知道了。2000年后，谢老师腿脚不利索了，现在再出去，我有时还能照顾一下谢老师了。(笑)(2000年，谢鸿喜将《山西历史地图集》书稿送至北京准备出版后，因操劳过度，突发脑血栓昏倒在大街上。后来虽然好了，却留下了后遗症。)

但也就那次，我们发现了春秋战国雁门关遗址，把雁门关的历史又往前推了至少十个世纪。做学问，就应该有四点，要学傻一点，学笨一点，有点牺牲精神，更要耐得住荒凉和寂寞。

谢鸿喜：我野外考察开始得比较早，那时还是三四十岁，年轻，体力好。到了一个地方，租辆自行车就在山里跑。(一九)八几年去闻喜，路不好走，几乎是扛着自行车走了几十里路———现在可不行了。

(一九)九几年我和靳老师考察长平古战场的时候，上大粮山，那时山上还没有修路，一天徒步在山上走了80里路，只见到了一个人，是维修电视转播台的工人，我们喝了人家一杯水———都不敢多喝，人家带的也不多。除了这，就是草丛中飞起来的几只野鸡。一天没吃饭，快下山时，才在定林寺里和僧人们一起吃了顿斋饭。

那时，人们也不理解，说几块破砖烂瓦有什么看头。有些时候，都把你当成了傻子、疯子。擦洗古碑，你看碑，好多人看你，看得你都不好意思。后来和靳老师合作以后，才觉得好一点，觉得有个伴儿就壮胆了。

山西古战场研究对现代战争和军事文化旅游发展都有意义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两位教授一天不吃饭是常事，爬山涉险，走别人没走的路更是常事。但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也取得了别人无法取得的成绩。除了自豪，他们更感到幸运，说自己占得了地利，因为就在山西本省，可以很方便地就近考察。上海有位学者也对长平之战感兴趣，但来了两次一无所获，而他们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如此之类的成就，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会越发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谢鸿喜：研究古战场，目的是要力图恢复历史原貌，告诉人们那场仗是怎么打的。另外，文化研究的成分越来越大。长平之战杀了几十万人，那几十万人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长平之战从国家战略上到将领谋略都可以给我们很多警示、很多启发。

另外，研究古战场也不是没有现实的意义。古代是冷兵器作战，今天是热兵器，不能说没有区别，但本质上的区别不会太大，作战形态、作战布局都还要参考地形、地物，飞机、大炮、火箭脱离了地形地物也施展不开啊！所以，古代战场对现代战争也是有意义的。

靳生禾：山西现在相对比较落后，一提起山西，总是煤炭重化工业能源基地，几十年下来，环境也破坏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要贯彻科学发展观，要调整产业结构。发达的省份乃至国家，在国民经济中，都是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占很大比例。如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达到了60%左右，但我们，只有百分之几。如何发展旅游业？人家南方，太湖、西湖、瘦西湖，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要我说，我们应在军事文化上大做文章，我们有雁门关、井陉关、宁武关……这些军事历史文化遗迹，岂不更令人回味无穷而感振奋不已？！我们搞的山西古战场研究，就是想为发展军事文化旅游业做学术支撑。

本报记者　李遇

学者简介

靳生禾，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所教授，1932年生于河北，195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教学与研究。2002年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他被评为文学院百年十大名师之一。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旅行家法显》《赵武灵王评传》《山西古战场》等。他用多视角结合的方法，发现了一系列中国古代古战场遗址，其中多有被海内外誉为历史地理重大考古发现者。

谢鸿喜，男，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1947年生于山西万荣。曾参过军，1969年复员后到了山西省军区测绘处（山西省测绘局前身），2002年任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著作及论文有《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并与他人合作完成《山西省自然地图集》《山西省国土资源地图集》《山西省能源地图集》《山西省农业地图集》《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