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学者和明星之间（图）

    专访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电视媒介推出的 “百家讲坛群星”和独有的 “易中天现象”产生、繁茂，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易中天对于许多媒体都是一个特别的角色——“厦门大学教授”、“学术超男”，这种称呼的并列产生了奇异的效果——易中天究竟是一名学者、还是一个明星？
    作为学者的易中天，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近年又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以及《帝国的惆怅》和复旦出版社刚刚推出的《帝国的终结》。
    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易中天，因妙语连珠的说史风格，让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意粉”、“乙醚”应运而生，如同 “玉米”、“凉粉”般疯狂，《易中天品三国》天文数字般的销量便是佐证，“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号也是一例。他总是受众关注的焦点，向媒体开炮是家常便饭，连新版的《三国演义》拍不成也是他的“功劳”（导演陈家林日前承认是因为易中天颠覆了大众对历史的一贯认识，他不敢拍），也许，就因为他时不时有些惊世言论出炉，媒体总喜欢围着他转。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近易中天。

    2007年12月13日，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邀，山西晚报作为省内惟一受邀媒体，聆听了易中天先生在复旦文史讲堂的讲座《继承与变革——从邦国到帝国》，第二天，易中天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学者易中天：
    我就是一个“流寇”

    记者：易老师，首先祝贺您《帝国的终结》上市仅仅一个多月，销售突破15万册。能不能说说为什么会想到出这样一本书？
    易中天：有的媒体喜欢说这书是易中天在“炒冷饭”，我有必要说一下，这本书是我2003年完稿的，2005年香港的三联书店出了海外版，大家见到的这本是修订本，所以说是新书。简单说，写这本书是基于我对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思考。
    如果说得细一些，大概要从我读研究生时说起，当时按照武汉大学的专业划分，我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块儿，而这一时期正是古代文艺理论发展的最高峰，在我毕业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就选择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为基础做出了《〈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因为这篇论文我后来就成了大学里的美学老师。后来为了搞清楚美学，我就去读了心理学，而与此同时，我觉得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要吃透中国文化，而后我又开始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人和制度的问题，就有感而发写了《闲话中国人》，再之后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典章制度就写了《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后来又考虑到古代的政治制度是有现实意义的，就开始谋划《帝国的终结》。
    我呢，把自己称作流寇，所以我的作品产生就有点像流寇打兔子。
    记者：“流寇”，为什么这么说？
    易中天：你们媒体总是在问我是什么人，那我告你我骨子里有点像土匪。其实“土匪”这个称呼是在1978年我读武汉大学时候留下的，当时的大学生分三种，一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一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一种就是像我这样之前没有读过高中的，所以，文革前的大学生就开玩笑地说（说到这里，易中天刻意停了一下）——请媒体注意，这里是玩笑地说，请不要加入你们的解释——他们说“我们是皇帝，你们是土匪。”后来呢，我们这些“土匪里”也出了一些大学者，他们直接留校任教了，仍然从事原来的专业教学，我把他们叫做“坐寇”，而我去了别的地方、研究别的去了，就叫“流寇”。
    记者：听说您平常讲课的方式很特别，讲到最后是学生在台上，而您在台下？
    易中天：我一直认为哲学、人文学科的讲解重要的不是要得出结论，而是给出解释，马克思不是也说过吗，哲学教给人们不要信仰结论。我讲课是有这么个习惯，最后一堂是“批判会”，学生们都要上台说说我哪里讲得不好，而我在台下做笔记，然后“答辩”。他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讲课方式。
    记者：这种开放性似乎也体现在您的著作中。
    易中天：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开放的体系，让读者得不出结论更好。太喜欢下结论是学术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举个例子，过去有一场关于“李贺是什么主义”的争论，当时正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文学史上有个传统就是为文学家分类，比如杜甫写了“三吏”“三别”，大家一想他肯定是现实主义，而李白呢，一会儿梦游这个山、一会儿泛游这个江，肯定是浪漫主义。可到了李贺这里，大家犯难了，争来争去最后只能定性为消极浪漫主义，可后来李贺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这下大家慌了，伟大领袖怎么可能喜欢消极的东西呢，是这种定义不准吧？其实争论“李贺是什么主义”有意义吗？所以我不做开药方的人，但病因的结论还是要下的。
    记者：在复旦演讲时，就有学生提到，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缺乏信仰，您是做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怎样理解信仰呢？
    易中天：本人无党无派无信仰，我主张平视，不主张“仰”，做人只要有道德底线就可以了。中国人太喜欢用意义很高的标准来要求人，达不到，大家就一起来做“道德秀”，来做伪君子。其实只要守住一条线，不做坏事，这个社会就很和谐。
    记者：听说您即将会出版文集？
    易中天：对。2008年1月将出版10卷以上，其中第一卷收录了我以前的诗、散文、杂文，还有两部中篇小说。
    记者：作为一个学者，您创作的小说是什么样的？以后还会创作小说吗？
    易中天：这两部小说一部叫《文火慢熬》，是说大中学校评职称的故事；一部叫《高高树上》，都是说学术腐败的，有人说看这部小说就像看相声晚会，你会从头开始笑到尾，但最后却又有想哭的感觉。写小说的计划，暂时没有，我觉得写小说比写论文难，因为我编故事的能力很差。

    明星易中天：
    和媒体比谁更会下套

    记者：对于许多人来说，易中天就是一个“学术传播明星”，您喜欢这样的称呼吗？
    易中天：这已经由不得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现在我对自己有三种比喻，一个是峨眉山的猴子，谁都可以叫过来吃点饭，然后照相；第二个是唐僧肉，谁也想吃上一口；第三个是熊猫，戴上墨镜也会被人认出来。我的总结就是：明星就是观赏动物，可我没得选择！（众人大笑）
    记者：您厌烦这种当明星的日子了吗？
    易中天：从9月3日开始，我的手机上预先写好了一条短信：除了兑现以往的承诺外，任何新近对于我的采访、邀请演讲、讲学我一概拒绝。谁来找我，我就给谁发这条短信。现在这条短信除了在国内发，我还发给了韩国、日本、法国、巴西等国的邀请者——这次来复旦是2005年就已经答应的了。其实无论我现在干什么，人家都会说是易中天在“炒冷饭”，可我根本不可能为了一个地方的讲学去准备一套完全新的讲稿，我没有这个时间！
    记者：那这条短信什么时候失效呢？
    易中天：不知道。
    记者：曾经看到您的博客，包括讲演现场听到的一些说法，觉得您本人好像对媒体不太友好？
    易中天：前不久有个媒体电话问我，说“易先生，听说刘德华先生非常喜欢您的《品三国》，您怎么看？”我当时想，不论谁喜欢看都是好事啊，人们在关注传统文化的东西，我就顺口说“好啊”，可第二天报道出来了，这个记者非要加“易中天得意地说‘好啊’”。我怎么就得意了？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媒体友好，我还会主动报料；如果不友好，那不好意思，看谁比谁更会下套！
    记者：可您不觉得您本身就具备成为“话题人物”的天赋吗，比如，大家都知道严嵩是个大汉奸，可您的书中偏偏觉得他是可以被同情的，我们很清楚您的本意是要人看清人性的复杂，可这个就很容易成为被讨论的话题。还有，陈家林导演说，因为您，新版的《三国演义》拍不成了，这又成了一个讨论的焦点。
    易中天：（笑）是吗，我有这种天赋啊？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我是怎么想就怎么做，这个圈子里最能骂媒体的可能就是我了。不过我本来就不主张拍《三国演义》。
    记者：为什么？
    易中天：拍《三国》可以，但拍《三国演义》不可以。《三国演义》是名著，要拍这个就要忠于原著，可这样观众又接受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还不如不拍。
    记者：复旦演讲前，曾听您提到《色·戒》中的台词，您经常看电影吗？怎么看这部电影？
    易中天：电影我倒不经常看。可《色·戒》争议太多了，所以我看了，而且还可以告诉大家，我看的是完整版，我觉得没有必要删。李安的床戏拍得太实在了，我觉得是为情节服务了，但并没有为主题服务，没拍出感觉来。
    其实在中国当导演挺难的，电影原本是典型的艺术生产，但现在却非要用商业的价值来衡量成功，干吗非要一个压倒另一个啊？

    后记：
    他只想给你思考

    说到底，采访到易中天是很幸运的事，即使他对媒体并没有太多好感——当然，这种幸运还来自那条没有失效期限的短信。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许多天后，想起和他的对话，依然有种过瘾的感觉。
    采访完后，我依然没有搞清楚想在采访前搞清的——关于他的身份界定的问题，因此很笨拙地把采访稿划分了两大部分。可有一点，我可以确认，易中天先生的确是个学识渊博的人， 《百家讲坛》推出那么多的学者，为何易中天最火？他的身上，书本上的字句早已消化、转换，被赋予易中天的灵魂；他又是个 “老奸巨猾”的人 （复旦骆玉明教授语），他深谙媒体之道，又永远知道自己最根本的前行方向。他拒绝给你仰视他的机会，称自己不过 “读过两本破书，认识几个狗字”，还把土匪、流寇、猴子、熊猫的帽子统统加到自己身上，他想给你的就是一种思考：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

本报记者 范璐